[50]社会主义不将个体视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

二战以后，民族分裂致使东西两德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殊异，但两德在基本权利首要条款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

   1.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逻辑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克服    近代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与注重参与的政治自由在逻辑上判然有别。这部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监督权的民主本质    人民民主主义的政权不仅保证公民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而且通过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确保民主的全面性与彻底性。就前者而言，权利义务相一致是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必然结果，义务履行是资格之下的一种责任。共同纲领的权利主体是人民，义务主体是国民。

拥有社会财富的强势族群无须得到生存和健康照顾，他们有足够能力维系生存。这部分在于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概念建立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美德之上，部分在于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隔离与对峙，政治自守，私法自治，言论自由商业内涵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向私人领域的扩展，即宪法私法化的结果。进入专题： 刑法学 张明楷 。

不管张明楷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一哥，他的作品还真得读。（3）都积极推动中国法学的进步。就我个人而言，我所知道的刑法学者，包括日本德国的（大冢仁、大谷实、野村稔、山口厚、木村龟二、西天典之、曾根威彦、福田平、松宫孝明等），他们的书多少都读过，但没有读张明楷的这么多。自此引发了中国刑法学张明楷时代的热议话题。

（对比）读过的高铭暄、马克昌的书也多的很多：1.刑法学（第五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刑法专论》（主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4.《刑法学原理》（主编，法律出版社），5.《刑法肄言》（论文集，法律出版社），6《刑法续言》（论文集，法律出版社）7.《犯罪通论》（马克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8.《比较刑法总论》（马克昌著，法律出版社） 其他国内学者的书：1.陈兴良：《刑法哲学》（第三版），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共同犯罪论》，社会科学出版社，《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赵秉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第1—4卷），3.苏友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张明楷参编），4周光全：《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5.黎宏：《日本刑法学精义》，检察出版社 至于张明楷的论文（这大佬400多篇啊），在核心期刊上看过的就更多。张明楷之上还有辈分高的高铭暄等人，张明楷的主要身份是学者。

（3）读过张明楷的文章，对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才开始产生怀疑，才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但为什么在民法学界没有梁慧星时代呢？因为中国民法没有成型，立法尚在进行，梁慧星的诸多观点还在于民法学界商榷之中。梁慧星是目前民法学术界辈分较高的学者，但他身兼立法者的角色，游走于学术界和实务届。（4）张明楷在专著或文章中的分析和批判，引发了中国刑法学界理论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对总则部分，分则的解释问题等。

（2）都在学术界地位荣宠。这篇博文是从博主读过张明楷的书开始的。确切的说，是从读他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第一版《刑法学》开始，是从网上听到清华大学刑法学课程开始（张明楷讲授故意杀人罪）。储槐植是美国刑法学的引进者，张明楷就是日本刑法的引进者 【余感】 当然，读了张明楷的书和文章，再读日本学者的书，感慨也多。

有风趣的同学，励志要成为张明楷一样的学者，即使达不到他的成就，也要先成就他那样的发型。梁慧星作为民事立法的学者也是立法者，处于争议的中心但这些争议的政治性更强，因此有人质疑梁慧星为政治学者。

刑法学界与民法学界比较，梁慧星与张明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高老全程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创制，他主编的红宝书（我国第一部刑法学教科书）是中国法学界最畅销的图书（没有之一，文革结束的时代人们异常重视刑法，法学成为显学，他主编的刑法教科书最为畅销），他的学生大多成为中国刑法学界、实务界的中坚栋梁，他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侵权责任法》研讨会上，对梁慧星的这个趣言（北川善太郎的话是对梁慧星说的，梁慧星在研讨会上讲给王利明、王胜明）回应说，中国民法胜利，是因为有彗星（梁慧星）照耀。武汉的马克昌是与高铭暄齐名的刑法学泰斗，他是红宝书的副主编，主要撰写者，他主编的白宝书（《犯罪学通论》）深刻的影响了几代法律人。从日本归来的张明楷，在国内刑法学界掀起了大的波动。（2）通过读张明楷的书，系统的初步形成了刑法学的知识框架。我从不避讳，我对刑法学真正的兴趣同张明楷有关。（6）张明楷的写作风格，使得中国刑法学界的学术论文风格多样 （7）张明楷出现以后，中国刑法去苏俄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刑法学与大陆法系的刑法学交流增进。

而且张明楷的书都是独著，与以往某些学者挂名编著，出版几十种，上百种同类书籍不同。（1）二人都是受日本法学影响，并向大陆介绍日本法学知识

[108]由于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判决中不可避免要包含立法者和法官的价值判断在内，所有法律的规则和原则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利益、目的或者价值，因而，黑克在外在体系之外又提出了内在体系，并将其界定为解决冲突的体系[109]。[38]即使是宪法中的财政、经济以及基本权利条款，其亦与公共性联系在一起，并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由于社会复杂性的提高，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因而法的任务就是在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决定中作出选择，但法律决定只能依据法律自身的程序作出。在这里，韦伯特别强调要将通过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与现实进行比较与通过理想而对现实进行价值判断严格区别开来，理想类型对价值判断丝毫不感兴趣。

[105]Heck, Begri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1932, S. 139ff. （142f.）. [106]这种概念法学的体系概念的特征是逻辑上清楚的、其本身逻辑上无矛盾以及，首要的是，原则上无缝隙的规则体系……所有可设想的事实构成都必须能够逻辑涵摄到一个规范之下，参见M.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4. Aufl.，1956, 2. HBD, S. 396。对于民主的宪法秩序而言，适度的内部张力是必要……季卫东教授指出了政治冲突在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并将解决的路径置于程序和全民共识之上，但在我看来，程序和共识虽重要，但绝非万能。该预设将自身从诠释学对前理解的渗入中摆脱出来。此外，在具体案件中，必须结合社会现实，依赖传统、文化和社会舆情才能对相应宪法原则加以具体化，这也是事物之本质的要求，即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具有其类型化的结构，但这种规范的类型化仍有抽象化的特点，其具体实现仍必须结合生活事实来实现，因此考夫曼曾说，法官必须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

[80]在后者中，事物之本质的意义在于必须判断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应取向于选择何种宪法理论，当哈贝马斯将各种宪法理论分歧理想化地消融在其建构的商谈理论中时，宪法的决定却并不能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商谈程序作出。就此而言，宪法解释承载着社会整合的重任，需要将持续冲突的社会观念纳入宪法的规范性之中，通过最终的宪法决定不断塑造统一的意志形成。

此外，后果的复杂性亦对宪法解释的后果考量提出了挑战[87]，在后果难以认清的情况下，有学者将其定位于目的解释，但宪法解释中优先考量何种目的明显与价值判断有关，依赖于该目的背后隐藏的价值[88]和该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何种价值具有优先性，而这又回到价值判断的来源问题，因此又必须回到宪法本身的价值前提中去。德国学者博肯福德认为，国家法在特殊意义上是政治关涉的法，它规定了集权于国家中的政治决定权的进路，规定此等权力的行使程序及其界限，国家法始终与政治权力的秩序和规制以及持续产生的政治争论的核心领域联系在一起[37]，因此国家法是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领域，而其他法律领域则仅仅是偶然的、以个案的方式并受时间限制地陷入与政治的紧张情势内。

上述价值前提的改变必将会使中国宪法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即使中国宪法中并无类似于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关于不可碰触条款的规定，但上述价值前提亦暗含是不可修改的。由于宪法文本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可以兼顾安定性与社会相适性双重功能。

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载《社会学研究》，2005（3）。鉴于致力于宪法客观解释的传统解释规则所出现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以结果定位（Folgenorientierung）的宪法解释，认为所有的宪法解释无非是先预设了某种结果，然后再通过宪法解释规则对其加以论证。卡纳里斯亦认为：法的内在秩序与统一远不止是法学之科学特征的前提以及方法论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将发展一个客观的价值体系作为学术追求的目标，视为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途径，因为这种客观的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通常更为剧烈，因此便对法秩序及宪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法秩序如何回应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又不失其安定性。为避免在所有案件中都取向于事物之本质的探求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法教义学所进行的类型化整理无疑具有节约司法成本的作用，并因为对构成要件相似的案件和判决的整理而有助于法律平等适用（对相同案件同等处理，对不同案件不同等处理）的实现。

H-G. Gadamer, Wahrheit and Methode, Bd. 1, 393-395. [71]同上注，392页。宪法学中强调体系性，其原因在于，从法的属性来看，必然要求一贯性和统一性，宪法作为法也必然要求一以贯之地作出价值判断，要求判决的一致性，并要求任何个案中的价值判断都要首先考量宪法的统一性。

对宪法所应承担功能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学者在宪法学领域中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如果引入对立法和政治决策的合宪性审查，则难免会使得政府决策的效率低下，宪法反而会进一步制约改革的脚步，因此宪法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人为地虚置，宪法修改则取代日常的宪法解释成为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常态和最重要的推动力。